在此层学理意义上，如下三种学说值得重视。

从民法的角度讲，古代时也有很多契约关系，不见得都是身份关系，其实梅因的意思是说古代的法律不够平等，更倾向于身份，现在法律更多的是平等。那我们到底是服从现实，还是服从自己的理想?我觉得，理想重于现实。

政治国家很明显是涉及公共管理，国家的公共防护制度、事务管理等。合同双方都同意的就是公平;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诚信。可以说，人类自从存在开始，没有国家但是仍然有自己的功能，能够保持社会的延续。契约在《民法通则》中叫合同，台湾地区还是叫契约。为什么中国到现在为止民法不发达，原因在于市民社会三个要素比较欠缺，而是形成了以公法为核心、私法为辅的局面。

所以我奉劝大家，千万别丢掉赤子之心，毕业后不要被现实所污染，不要被潮流而改变，希望大家成为依法治国中的坚强一员。市民社会的法又是什么?这就要分析市民社会的基础。应当树立以人为本和尊重人权的立法理念，克服以物为本、权力本位、忽视人权的立法弊端; 对立法重点和利益协调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实现立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 应高度重视推进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保障、规范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管理、增强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生态维护方面的立法; 高度重视关于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立法，特别应加强有关民生问题的立法，诸如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农民利益和农民工权利、促进就业、建立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立法，规范动迁拆迁、土地征用、商品房建设和买卖的立法，约束权力运行、惩治腐败行为的立法，等等。

作为指导人们行为的规范，规则必须明确、肯定、清晰、适度、公开、非溯及既往、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规则之间协调一致，有明确的效力范围和制裁方式，等等。今天，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在全民族培育法治的理性文化，使全体人民牢固树立 法律是定分止争的实践理性、 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等先进理念。例如，不明白法律为什么要规定时效制度、证据制度，也不知道法律关于时效制度、证据制度的具体规定，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司法支持时，往往片面指责司法不公，而不能从权利救济超过时效或者无法用确凿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等角度正确对待诉讼与裁判，而是走上无理上访、缠访、闹访的歧途。我国 《宪法》明确宣布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坚持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保证。对话还需要理解，没有理解便没有对话，理解是人类交往之主体间性特征的核心要素。

[3]332 西方社会的法治文化也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首先是把权力关进程序的笼子里，包括决策程序、执行程序、监督程序等，一方面使其具有职能上的法定性、正当性、有效性，避免权力过度膨胀和滥用; 另一方面使其按照既定的权限和程序启动和运行，并且以民众看得见的方式行使，提高权力运行的公信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 ‘法立，有犯而必施; 令出，唯行而不返[6]。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

实行法治，就是要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自由，从而使社会充满活力。英国思想家密尔把自由界定为 社会所能合法施于个人的权利。解读与实践的差异并不妨碍法治领域的价值共识。法律责任的设定对于保障每个人的平等自由是绝对必要的，因为 没有责任，自由就会成为无政府状态，而人的权利就会成为无限制的任性[21]197。

[37] 李克强: 《加强亚非团结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公正———在亚非法协第五十四届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4 月 14 日，第 2 版。当然，现代法治要建立的秩序是 包容性秩序。

辛亥革命以后，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代表的先进力量，致力于组建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时，与其他爱国党派和进步力量进行政治协商，宣布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在我们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候，很自然地意识到共和的回归，因为只有人民共和，才能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建国和强国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这个边际所指明的范围之内，权利的主体可以从事他想干的一切事情，别人的干涉是违法的。它主要表现在对规律的认识、偏好、行动目标、路线和方式的选择上。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文明、司法公正、诉讼民主、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说: 运用于指令和禁令的真正且首要的法律就是至高无上的朱庇特的正确理性。在现代社会，机会公平堪称是最重要的正义原则，因为机会公平是起点平等，没有起点平等，后续的平等就是画饼充饥。只有规则文化在全社会形成，法治才会焕发出勃勃生机。

鉴于我国社会长期缺乏程序观念和正当程序制度，现在尤其要重视程序问题，努力培育程序文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拿人权做交易，不能以牺牲人权为代价而换取所谓的 经济增长、社会稳定。

这些古老的法学格言也表明法和正义是密不可分的。[31] 朱熹: 《学校贡举私议》，《朱子大全》卷 69，四部备要本。

其核心是: 强调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社会和合; 善于通过人文精神对社会成员心理和观念世界的整合与引领，来维系和范导整个社会; 注重礼法互补，主张德治与法治并存，强调明德慎刑; 注重法律的教育功能，主张以法为教，强调法律的任务不仅是 禁暴惩奸，而且要弘风阐化，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 注重治国者、执法者的道德品质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张为官者、执法者要清正廉洁，光明正大，发挥以吏为师的榜样作用; 注重法律的综合意义，主张对法律条文和典籍从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结合上予以解释和注释，法律的实施不能就事论事; 注重变法促进，强调通过变法革新来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在哲学意义上，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把 和谐作为哲学的根本范畴，并且认为和谐是以差别和对立的存在为前提的，是 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

两类治理在党的领导下有效衔接、协同配合，创新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增添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正能量。[18]35 - 36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十分精辟地阐述过法律与自由的关系，认为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9]456。发扬共和精神，塑造共和文化，要大力推进以共和为公共精神的协商民主。他的情绪、他的注意力，以至他的好恶都可能不规则地改变或转移，他的认识和理解会出现偏差以至陷于成见，他的行为可能失却理智而被情绪所左右。

二、规则文化 人们常说 法治就是规则之治。司法是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国家法律活动，更应当把和谐的理念、进而把善治的理念融入到社会主义司法体制和司法活动之中，并使之统领公正和效率，在和谐司法中促进社会和谐。

这样的秩序是蔑视人性、维护特权、禁止社会流动的秩序，与现代法治所主张的安定有序南辕北辙。社会自治的内容十分丰富、形式无限多样。

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在这些观念、规律和价值基础上形成了依法而治 ( 法治国) 、权力制约、人权至上、财产神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约自由、罪刑法定、正当程序、权利推定等法治原则，以及司法 ( 职权) 独立、法官中立、律师自由执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司法·12·张文显 法治的文化内涵———法治中国的文化建构原则。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两个决定有关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共和精神的发扬光大。[1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法治的人民主体性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 三统一的根本制度载体，不仅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法治的民主精神，而且也指出了法治中国的民主文化建设路径。意志自由是行动自由的前提，行动自由是意志自由的现实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四中全会 《决定》都强调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求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 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 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孔子提出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 ，并且认为和谐不仅是客观规律，而且是做人、治国的原则，因而把 和、 同两个范畴引入社会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

第四，和谐反思和追问法治的价值，推动法治和国家治理的制度创新。[18] 洛克: 《政府论》( 下篇) ，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3 年。

对话的本质就是交往双方可以相互补足，从不同的视角建构意义。摘要:  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精神构成。